a man in his corner

  这篇推文将具体阐述如下问题： 1、中国内卷的本质。 2、内卷与996、躺平、阶级固化、高房价等一切负面词汇的联系。 3、尝试探讨解决内卷以及996、高房价等相应的方案。 先简单抛出结论，用于太长不看的人： 1、内卷的本质，是社会进入存量竞争后，上层社会不断占据吸纳大量资源的同时，关闭上升通道以及资源的逆向流通，导致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或者说广大无产阶级人员被迫争夺越来越少资源的现状描述。 2、结合内卷本质，大家就会发现，内卷是现时代导致各种负面词汇的源头，诸如高房价、996、躺平、阶级固化，以及各种职场内部负面传闻的源头。 3、解决内卷及其衍生的各种问题，关键在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源的合理流动，一个是中下阶层的牢固保障，再一个则是整体资源的扩大化，简称“做大蛋糕”。 一、中国内卷的本质 之前网络上流传着一张“中国九大阶层示意图”，具体阶层划分如下（整篇推文就是从这个阶层划分说起）： 1层：以在任委员、退休常委为代表，和2层的区别在于，1层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2层没有。 2层：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部分大权贵、大富商、大银行家为代表。和3层的区别在于，2层能够影响国家政策，3层不能。 3层：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家、一般权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为代表。和4层的区别在于，3层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层不能。 4层：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生、名律师、中等企业主之类为主。和5层的区别在于，4层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层没有。 5层：以小企业家、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二三线明星、律师、工程师等。和6层的区别在于，5层有自己的事业，6层没有。 6层：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年教师、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和7层的区别在于，6层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层很难。 7层：以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人员、小个体户、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和8层的区别在于，7层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层不能。 8层：以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等为代表。和9层的区别在于，8层能够自食其力，9层不能。 9层：以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为代表，以城市的基本生活标准要求，这些人在城市基本上不能自食其力。 在...

  由于日本是低欲望的鼻祖，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大致都能在过去的日本找到原型。 所以搞清楚日本经历过的事，对了解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和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很有借鉴意义。 一、重建→腾飞泡沫 日本泡沫经济，指的是上世纪85-90年代，日本经历过的一场虚拟经济高速膨胀的时期。怎么形容呢，大概就是钱随便花、东西随便买、喜欢的女孩随便追…… 这样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得从二战后期美军扔下的两颗原子弹说起…… 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1945年底，开始非军事化的经济恢复； 1947年出现第一波婴儿潮——“团块世代”； 1950年韩战，“特殊景气”时代开启，军工生产恢复，美国的大量订单及投资，惠及了各个行业。 此后，日本走上了飞速发展的直通车，一发不可收拾。标志事件有： 1、东京塔从开建到完工，只用了1年半，是当时世界最高塔，也是日本战后信心恢复的重要标志。 2、1959年，平民出身的美智子与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大婚，美智子成为日本民众的精神偶像，开启“日本梦”的新时代。 3、1960年，日本国会通过“美日安保同盟条约”，城市化开启，大量年轻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各地涌入东京。 在大城市上班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通勤“高峰期”，甚至衍生出一种职业叫“推屋”，就是专门负责把人给硬塞进地铁的工作。 再后来，又有了“剥屋”的工作，负责把挤上去的人给拉下来——“别上了，别上了”。 4、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日本人真正找回了自信！ 5、1968年，日本成为了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生产的汽车、电器、电子消费品行销全球，并且在与美国的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 6、1970年，日本大阪举办了世博会，向全世界展示日本的工业科技。当时人气最高的是“自动洗人机”。 经济飞速发展也伴随着严重的工业污染和资源消耗的问题，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得日本人疯狂囤积卫生纸。 不过瑕不掩瑜，日本经济仍然在80年代走向高潮。 以上，大致捋了一遍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不得不提的是，日本的迅速崛起，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1940体制”。 这是一种战时动员的举国体制，核心要素包括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融资体系、垄断大企业主导重工业发展、打土豪分田地。 温铁军老师曾分享过一个观点，他说二战后成功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基本实行的都是国家主导...

  贫穷导致的精神匮乏的具体缺陷。 关键词:管窥效应、习惯性透支、没有余闲、带宽不足 管窥效应：管中窥豹的管窥。通常人们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会变得更为专注，而因注意力过度聚焦会导致的判断力下降。具体的表现通常形容为：短视、鼠目寸光。 首先解释下（资源）极度匮乏下的专注。 下课的前五分钟，每次看表前总觉得过了很久很久，实际上却不到一分钟。 有急事的时候开车，前面的车像似在散步，红灯读秒度日年。 这种过度聚焦会也带来一些好处 下课前收拾的桌面前所未有的整洁 急事中的驾驶技术堪比职业选手 最为直观的感受是在儿时：暑假作业 暑假在玩儿了59天后，一想到明天没交作业会狗带。 于是咬牙含泪，紧握救命之笔，从黎明到迟暮，60天的作业一天做完。 （擦干眼泪后，我都被我自己的潜力惊呆了） 注意力过度聚焦会导致的判断力下降：管窥。 我们将会只关注眼前狭窄范围内（眼前利益）的紧急事情，其余的重要事情都被会被抑制。 一个童话故事： 富人想帮穷人脱贫，送他一头牛，叮嘱他好好开荒，播种插秧，秋后就能脱贫。 穷人满怀希望，过几天就把牛卖了，然后买了几只羊，吃一只，留几只生小羊。 再过几天羊吃到还剩一只，犹豫了下，卖了，换鸡，吃几只，留几只，鸡生蛋蛋生鸡还更快。 终于，鸡吃得差不多了，穷人也崩溃了。 当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说一说前时间饭桌上的事儿： 有一个朋友A在某地投资了一部分土地。 但是当地的村民条件不太好，居住、交通很是不便。 于是他自己出钱，帮当地村民修路修房。 逢年过寿，给当地老人发钱送礼，一个不漏。 就这样貌似其乐融融过了一些日子。 前段时间另一位朋友B过去做客，A想干脆弄一些土味儿招待。 就安排人去村民那儿收购些土味儿。 一问傻了眼：土鸡120一斤！野兔150！ 问了价不买还不行，一种霸王硬上弓的节奏！ 更气人的是村民的原话，大意是：你丫这么有钱，一百五六都还要讨价还价，真TM丢人！ 于是，朋友A把工作彻底交给下属，非必要绝不踏进当地半步。 村民们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突然想起了一个俗语，越想赚钱，越赚不到钱。 管窥效应发生时不但要求他人的时候非常严苛，对待自己的时候更不手软。 比如以上：读书不是唯一出路。 后者因孩子成绩不好而辍学，辍学节约了当下的教育成本，但几乎切断了孩子脱贫的出路。 这不是变相的断子绝孙？ 还有...

  1.目前对许家印的众多声讨，一个集中火力点，或显明或潜在是在抨击“资本无序扩张”。每次看到“墙倒众人推”的现象，不免让人多思考一些。任何一个地产商，到一个城市拿地投资，都不可能离开行政审批与监管。一段时期内的地产神话，也一定与该时期内的制度偏好高度相关。因此，恒大作为宇宙第一房企破灭，表面看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根本是制度环境问题。权力与资本不是两张皮，而是公权力监管下的资本运作。如何理解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制度问题。 2.许家印本人和那些年疯狂的煤老板一样，地产模式和传统采煤逻辑一样，没有创新技术含量，一个是不断借钱找工人盖房子，一个是不断雇挖煤工不断开口子。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的财富密码，主要是和掌握决策权的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这种传统熟人社会的亲缘逻辑，虽然可以转化为合乎程序的官员绩效与财政收入。本质是赤裸裸权力的游戏，只是分工不同，许家印只是一个符号。这可以对比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他们企业创造利润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创新技术，成为价值创造的引擎。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而非依附于权力，制度性套利。而地产模式，只是在不断汲取民力，以往人们上交皇粮国税，现在做牛马同样是如此。 3.由此许家印本人不属于社会精英，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富可敌国，关于他个人成功的神话写成了很多畅销书。他发财之后的表现，像极了入主南京城的洪秀全。最大限度的释放权力欲与情欲，美女歌舞团相伴，极尽奢靡的享受。回头看他没有为社会创造出财富，却增添了宇宙级的债务。恒大涉及到的债务，背后是那些烂尾楼业主接盘，那些与恒大有直接业务合作，又无法兑付的中小企业接盘。债务违约需要许多人透支未来进行偿还，没有法律强制力追偿，就是明抢而已。有很多人撑不到未来，因为银行不会为这些人开绿灯，不然银行就会资金链出问题。即便许家印采取了强制措施，这些追债人的声音，也不会予以公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金兑付的情况下，稳定就是最重要的。这真是很大的困境。 4.许家印不是孤例，恒大也不是一家。这个符号具有很强的风向标作用，如何处置许家印，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当然从他被采取强制的时刻，长达两年的各方利益博弈已经告一段落，大体是已经有了方向。在此之前的华夏幸福、融创，此后的碧桂园、富力等等，罪与非罪之间如何平衡，将会影响整个地产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不确定性成为制度的特点，因此人们拿潘石屹与许...

  这三年，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破产，失业，流离失所，艰难度日。 但同样的三年，有钱人的日子不仅岁月静好，而且越过越好，经济下行似乎对他们毫无影响。 从下面这些消费数据，你或许能看出点什么。 根据乘联会发布的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 8月份，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的乘用车零售销量为265724辆，同比增长33.4%。而8月份30万元以下的乘用车销量为1657283辆，同比下降1%。  这不是偶然事件。 2023年上半年，30万以上价格区间车型销量约95.24万辆，增长超32%，市场份额上升至13.8%。 这是继2020年后 连续3年 实现大幅增长。 再看一组奢侈品品牌的年报数据。 爱马仕2023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亚太市场收入增长23.7%至32.97亿欧元。亚太市场依然是爱马仕集团最大的市场。其中，中国市场业绩呈现快速反弹的态势。 普拉达集团5月发布的一季度报告中提到，亚太地区零售额同比增长22%。首席执行官Andrea Guerra表示：“ 普拉达集团今年开局良好，归功于第一季度重新成为增长引擎的中国市场。 ” 他还提到，中国市场的表现在春节期间开始加速，在一季度末再度加速增长。在他看来，中国市场“ 没有任何减速的信号 ”。 在LVMH中，中国市场已成为其重要的收入来源。今年二季度，该集团的销售收入在日本和欧洲市场分别增长29%和19%，中国市场却同比大涨34%。另一份声明则称， 中国约占该集团在亚洲地区业务的80% 。 我又查看了下《2022中国奢侈品报告》。 2022年中国奢侈品市场销售额为9560亿元，在全球奢侈品市场占比高达38%，中国人依然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最重要力量。 他们，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平行宇宙，我们在负重前行，他们在醉生梦死，歌舞升平。 再回到李佳琦的问题上，真的是我们不努力吗？ 我看到外卖小哥为了多做一单不断在奔跑；我看到失业的中年人为了维持生计白天开网约车，晚上做代驾；我看到农村没有社保的老年人，在本该退休养老的年纪却继续在外面端茶倒水，刷盘洗碗。 而他们呢？ 新鲜出炉的2023新财富500富人榜单显示，财富总额达到13.5万亿元。 一份据说是中金2022年中国财富报告显示，社会总财富是790万亿，其中国资360万亿，占比45.6%，私人财富430万亿，占比54.4%。 社会总财富是如何划分的呢？ 富人阶层的460万人，...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 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 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 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 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 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 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账：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 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 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 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

 “年少时一定要在一个物质贫瘠但精神丰富的地方成长，那种最初的真善美，会留驻在骨子里一生一世。” 这句话印象深刻，不时在我脑海里呈现出来，总想在什么时候把它安放在某一段文字里面。 朋友说，在贫穷中滋长罪恶，人情如纸薄，越是穷人当中就越明显。小时候穷透了，长大之后就永不停息地赚钱不择手段地聚集财富，总也嫌不够。一个人的出身对他将来的成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童年时代所见所闻所感，决定了他将来要争取什么以及如何争取。然而，这又并非只由物质的贫富分野。人各有相似的四肢发肤，也要吃喝拉撒，但我们跟种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庄稼不一样，是精神，让人在同样的环境里各有差异甚至天渊之别。 KIT不是生长在贫穷的家庭，她穿着体面的衣服和礼帽，住着大房子，读着贵族学校。但是她遇上了经济大萧条，家庭面临极大危机。可以说，她们一下子变成了穷人。在突如其来的困境之下，可以怨气冲天，认为社会欺骗了你；也可以进行生物式进化，不择手段去养活自己；也可以灰心丧气自觅绝路；也可以奋力拼搏以期转机。有些人，那些我所敬佩的人，他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无论是生活上或道德上的原则。 这个故事的主角，应该是KIT的妈妈，那么善良正直又坚强智慧的妈妈。因为她，KIT才可能在那样的环境下，保留可贵的善良和快乐。真善美，是最宝贵的财富，不能以任何别的东西去交换。 有人说，娶个老婆不能给她衣服珠宝，大着肚子还要挤公共汽车上班。生个孩子出来不能让他吃好穿好，培养他这跟那。有什么资格结婚生子。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撇撇嘴。以前的人又是怎么过的呢？我们妈妈的那一辈，往往是临产前还下田耕作，或是骑着自行车上班。小孩子们都走好远的路上学，一年才买一双新鞋。 如今我们的不幸是不是就在于物质富裕了，富裕到差异悬殊的地步。张眼望去，那些你永远不够但别人花不完的钱在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在炫耀着。 当整个环境都是物质贫乏，大家都追求精神的富足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没出国度蜜月而感觉惭愧，也不会觉得自己穿着件没牌子的旧衣服是很丢脸的事。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童年时代几乎没有去买新衣服的印象，不是别人穿过的就是妈妈亲手做的衣服。第一次吃哈密瓜的时候，我们还闹了笑话把瓜囊吃了瓜肉扔掉。但我总是很自豪，我的衣服比别的同学的好看，我爸是邻里称道的多样手，家里的家具都是他自己设计制造的。他又热心，别人要建房子要修什么都得请他帮...

到现在，我的抗臭能力都是很强的，任何污糟的、有怪味的地方，我都能比别人多呆上一阵子。这其实也算是一种生存本领，因为人间根本不可能处处芳菲。 　　 这个本领的生成，要感谢童年在模式口的度过。模式口是个小村子，很小，基本上是围绕着一条东西向的小街而成。我在模式口长到10岁，10年里搬过两次家，4岁以前住在街北一条巷子里，之后搬到街南的一个大杂院。住到大杂院后，我渐渐有了记忆能力，而且是人世最初的记忆，很是刻骨铭心，虽然不够真切，有些事已经分不清是真是假，这就如同回忆初恋时分，直觉总认为初恋是美好的，但后来每次见到初恋男友，他的蠢相都让我恨不得抽自己。 在街北时，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房子很小，屋顶上盖着油毡之类的东西，可一逢下雨，妈和哥还是忙不迭拿着大盆小碗放在四处接漏下的雨。我家旁边有三户人家，其中两家都是人丁兴旺，房子也大得多，还有院子，因为有年纪相仿的伙伴，哥常带着我去找他们玩。但紧邻的那家反而是不来往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家的女主人是居委会主任，外号叫“毛驴”。我们这些小孩，并不知道长辈们互不来往的原因，但肯定坚决站在自家家长那头。有年春节，我哥剪窗花，剪了头毛驴贴在“毛驴”每天必经的小路上。后来“毛驴”忍不住，对我哥说：“把那个，摘下来。”家长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基本礼数还是有的，后来妈痛骂了哥一痛。 　　 模式口街上只有一个大的商店，我们当时还管它叫“合作社”。而离街北的房子比较近的，是一个小卖铺。小卖铺对于长辈来说没有大的意义，他们买菜和主要的粮食，还是要到合作社和旁边的粮店去。但小卖铺于我是非常可心的，妈说过我两岁就会花钱了，那天她突然找我不到，问邻居，说是一人儿往小卖铺去了，一会儿，就见我，“左手一块糖，右手一块糖”，扭着回来了，问哪来的钱，答“地上捡的”，那时候，一分钱可买两块水果糖。 　 后来，就搬到街南去了，这里有两间房，宽敞了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旁边就是公共厕所。每周，只要闻到臭气熏天，我不用出门就知道，不是掏大粪的马车来了，就是合作社新来了臭豆腐卖。 　　 小时候，不会去苦苦思考生存环境的问题，觉得住在厕所旁边是天经地义的事。暑假，学校会布置任务，一人要打死100支苍蝇，我就拎着苍蝇拍，围着厕所转悠，还为能挨着厕所所以可打到足够的苍蝇感到天时地利人和，得意地与同学炫耀呢。 　　 模式口街的紧西边，是一个很大的陡坡，基本上快到40度...

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发文反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第三十四条。 作者写道: 既然还在征求意见，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表达意见。 如果一个人在前两天穿和服，大概率已经“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了。如果这个法律在去年修改，苏州警方就不为拉扯一个穿和服的女孩上门道歉了。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自己不穿和服，就不会有事。但是，如果和服被全国各地禁止，下一个攻击对象，可能是西装——看这名字就伤害了中国人感情。实际上，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确实痛恨穿西装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普遍的衣服是中山装。 后来我了解了一点历史，知道“中山装”也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服装。如果完全正确，或许是该穿汉服？ 这种逻辑延伸有一点无聊。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它不是完全荒谬的。 中国历史上对服装、发型非常在意的时候，往往都是“历史的坏时刻”。这条修改意见的出台，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 就在前两天，一个读高中的小朋友告诉我，学校要求他们剪短头发。在微博上搜索一下，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有的学校有“标准发型”推荐，男生是平头，女生也是短发——如果是长发，就伤害了老师的感情？ 很多人都害怕这一条的前半部分，我个人却对后半句感到恐慌，因为散布“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言论”的，也算违法了。 我想起就在前几天，我还写了一篇《我还是想吃日料》。 我是在成都吃的日料，服务员都是成都人，材料也大部分是成都产的，餐厅的税收，也交给了成都，可以说，这种消费是热爱成都的表现。 我认为那篇文章没有伤害谁，但是后台确实有不少人攻击我是“汉奸”，伤害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感情。如果派出所也有一些人这么认为，我很可能就要进去几天。 如赵宏老师文章所说，这个条款的要害在于，“伤害民族感情”这个“后果”，不仅是抽象的，也是主观的，完全取决于谁在解释，谁来评判。 我现在写文章反对，不是跟风，而是一种“自私”行为：或许反对不起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今后的生活，主要由“倒退”构成，我的抵抗和反对，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我不能为一条可以禁锢自己的法条唱赞歌。现在反对，至少保持了自我的内在一致性。等到将来真的因为一篇文章伤害了谁的感情被关进去，多少心安理得一点。 我是在为自己辩护，在当下为未来辩护。

  9月的第一天，电话接踵而来，“教授邢斌”成为“知识分子圈”顶流。 他曾经的学生远在武汉求学，告诉他，学校老师都在讨论他的文章 《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 。 他言语赤裸，自嘲知识分子有“莫名其妙的自负”，困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与底层人并不相通。 紧接着，就有媒体赶到临沂对他进行专访，他再次破圈。 当天“大学老师体验众包外卖员”话题在抖音登上热搜，超过62万人观看。 标题中的“算法之下，骑手拼命奔跑”、“科技发展，没有给骑手增加福利，反而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差”引发无数骑手共鸣。 “教授邢斌”成为“最懂底层的知识分子”，全网的流量都在向他集中。 事实上，早就有人第一时间前来告诫他“对外不要乱讲话”。 在广泛的议论中，“教授邢斌”被称作“当代鲁迅”“真正的知识分子”。 鲜有人知，年过半百的邢斌并不是“教授”，只是一所三线城市二本学校里的普通讲师。 1972年3月，法国“五月风暴”后，著名学者福柯与学者德勒兹一起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福柯指出，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但他们不再为大众道出“沉默的真理”，反而把大众当作控制对象与工具。 和福柯对话的德勒兹则强调，“现实就是在工厂、学校、兵营、监狱、警察局里实际发生的事。” 邢斌看到的现实，则在外卖平台的系统中。 01  沉默即沉没：底层在受难，我在看托尔斯泰 《橡果商业评论》 ：为什么会关注到外卖员？ 邢斌：得益于父亲的生意，我家境殷实，从青年求学到中年任教顺风顺水。 我厌倦虚与委蛇，从不争抢职称；即便我在大学讲现代文学，但至今都没有加入作家协会。 做文学的人，都很自恋，我很讨厌。 直到去年12月，一位老家亲戚来家中拜访我，他说农活不赚钱，他在乡镇打零工，正值疫情期间，他生活难以为继。 他走后的一天，我正在家中看托尔斯泰，有一个问题突然冒出来：底层真有这么难吗？ 我不懂民间疾苦，可能没有切肤之痛？ 于是我决定“像底层一样生活”，选择外卖员的职业，只是离家近，时间自由，没有门槛。 我同时注册美团、饿了么、闪送，由于美团市场份额大“垄断性”，我主要送美团。 02  科技向恶：被系统驯化接单成瘾，像打怪升级 《橡果商业评论》 ：一个月挣7000元，很多职业骑手看了你的跑单“流水账”，都觉得你很专业；从老师到骑手，你用多久时间适应、切换？并且熟练跑单？ 邢斌：三天。 我熟悉临沂城区，我...